宋汉良为什么这样厉害:王乐义

1988年腊月二十八,我的堂弟王新民提着2斤顶花带刺的黄瓜来看我。新民常年在外贩菜,门路广,但寒冬腊月哪有这么水灵的黄瓜?我问新民哪儿弄来的,他说,就在大连市场上买来的,辽宁当地产的。辽宁那样天寒地冻的地方,腊月里能产出黄瓜来,肯定有些绝招。当时我很兴奋,催着新民返回关东,赶快弄清楚黄瓜是哪里产的。过了几天,新民回来了。他告诉我,黄瓜

  1988年腊月二十八,我的堂弟王新民提着2斤顶花带刺的黄瓜来看我。新民常年在外贩菜,门路广,但寒冬腊月哪有这么水灵的黄瓜?我问新民哪儿弄来的,他说,就在大连市场上买来的,辽宁当地产的。辽宁那样天寒地冻的地方,腊月里能产出黄瓜来,肯定有些绝招。当时我很兴奋,催着新民返回关东,赶快弄清楚黄瓜是哪里产的。过了几天,新民回来了。他告诉我,黄瓜的产地是辽宁省瓦房店市的一个山村,也是大棚里产的,但人家冬季不用烧煤。新民还说了句,去那里买菜可以,他们不教技术。

  不教技术,我们去看看也行,多去几个人,一人看一点儿,回来凑凑情况。就这么着,春节刚过,我和村里的7名党员骨干、种菜把式到了那个小山村,找到了掌握技术的韩永山。那天,我一说想法,韩永山没同意,他说:“这是我们三个人搞的试验,我们订了同盟,谁也不外传,我姐夫来学我都不教他。”当时想,来了一趟,总不能空着手回来,我就好言好语地“磨”他:“小兄弟,这么远,俺来趟不容易,你不教俺,让俺看看长得啥样也行,算没白来……”

  他怎么也不答应,我们就不走,好说歹说,最后总算让我们进了棚,我边看边掏他的话。

  我看墙很厚,就问他:“墙很厚?”

  韩永山说:“后面靠山,两边的墙有几米厚。”几米厚!哎呀,我一下子明白了:我们的墙太薄了,怪不得大棚不保温。

  我又问他:“这黄瓜蔓子怎么这么粗?”

  “这是嫁接的。”

  说到这里,人家就啥也不说了。但是,这趟关东之行至少学到两点:大棚墙体要厚才能保温,耐寒关键在嫁接。

  半个月后,我与12名党员干部提着土特产,又去了瓦房店。见了我们,韩永山打了个愣:“又是你们。还来干啥?”同去的伙计们这次才介绍我是村支书,韩永山听了很受感动。东北汉子爽快,他说:“老哥,真没见过你这样当书记的。单凭你为乡里乡亲办事的这股劲儿,我也要教给你!”

  从东北回来,我就琢磨着建棚这事儿。可群众一听说要建不烧煤的大棚,说啥也不相信,寒冬腊月烧煤都产不出黄瓜,不生炉子光晒太阳能晒出来?没人相信。

  麦收前后那段时间,我们天天晚上开党员干部会。我对他们说:“咱们都是党员,党员干部是干啥的?带头的!全村老少不都指望咱们吗?这个风险咱不担谁担?如果担点儿风险都不肯,还说什么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?……要试验成功了,咱三元朱可就办成了一件大事!”当时党员干部也有想不通的,会开了几次就是形不成一致意见。后来支部形成了决议:除去年龄大的、身体不好的,党员干部都要带头建大棚。不执行决议的,党员开除党籍,干部撤职。话虽然这么说,但我心里清楚,我一个村支部书记,怎么能开除人家的党籍、撤销人家的职务呢?但在那样关键的时刻,必须这样严肃地提出来。

  到了第二天早上,当时的团支书徐少华的母亲找上了门,她是俺一个表姐。

  她进门就说:“俺少华不种大棚行不行?”

  我一听心里就有点来气,就说:“你不搞,行。少华不搞不行。”

  “不搞有什么罪过?”

  “不搞不能当党员,也不能当干部。少华有文化又能干,能出把手。这么点儿风险都不肯担,他怎么能在大队里呆?”

  我刚说完,少华的母亲气呼呼地扭头就走。俺家属对我说:“以后你怎么进她家的门?”我想得很明白,就说:“不能去就先不去了。”这门出去那门进来,反反复复地做工作,最后全村定下了17个大棚。

  我们这个地方不同于东北山区,人家的做法我们不能照抄照搬。经过反复研究推敲,我们对蔬菜大棚进行了五项改革。第一是根据本地气候条件,把墙体加厚到1米多,这样,即使受冻层是七十厘米,也还有三四十厘米的保护宋汉良为什么这样厉害层;二是模仿老花镜的原理,试着把两个山墙一溜斜坡改为中间起高,增大了采光面,大棚的坡度也由25度增加到45度,增加热量储存;三是采用了无滴膜,透光度由45%提高到90%。为了减少遮光,把支撑薄膜的竹竿换成了铁丝;四是从韩永山那儿学到的黑籽南瓜嫁接技术,嫁

  接后的黄瓜耐低温,而且生产期特别长,抗根腐病能力强;五是大棚方位的改造,把方位定为朝南偏西5度。

  那时候,我们都是白天干活,晚上开碰头会,讨论建棚遇到的问题,几乎每晚都到半夜。一次大家讨论小竹竿架黄瓜遮光时,一家人都难住了,一个棚的竹竿并排起来,遮荫有17米长,大家商量了几次都没好办法解决。晚上我回家后,怎么也睡不着,反反复复地寻思,忽然来了灵感:塑料包装皮透光不遮荫,可以扯起来架黄瓜!我腾一下子就坐了起来,披起衣服就往外走,俺家属说我:“种棚种疯了,这么晚了还出去。”我话也顾不上说,急乎乎地跑出去,叫醒种棚户,说了我的想法。大家觉得这是个门道,最后干脆跑到棚里试验。这个办法真灵验,用塑料包装皮不仅不遮荫,还省钱,一分钱的塑料包装皮能架两棵黄瓜,而一毛二分钱一根的竹竿只能架一棵黄瓜。

  

  1989年12月24日,俺村的第一批越冬黄瓜上市了,开秤每公斤20元,卖到春节后还不落价。村头上,每天来买黄瓜的汽车排成一长溜儿。那些日子村子里像过节,天天喜气洋洋。

  大棚户们在春节前就把贷款还上了,17个大棚平均纯收入两万七。那年徐少华的大棚收入最高,卖到了3万多元。少华他娘见了我还不好意思,说:“二兄弟,俺没想到种棚能赚这么多钱!”这一年,村里一下子就冒出17个“双万元户”。

  老百姓最讲究实惠。看到别人把钱揣进包里,没建棚的人家都后悔,也都抢着建大棚。第二年,全村冬暖式蔬菜大棚一下子发展到144个,户均一亩多。眼下,我们三元朱村共建起大棚492亩,基本达到一户一个“绿色银行”。

  在发展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同时,我们又琢磨着在调整产品结构、搞好科技创新上作文章,实现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优,人优我转”,让三元朱继续在技术上保持领先水平,占领蔬菜技术“制高点”。

  1990年腊月廿三,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三元朱时嘱咐我:“你们靠科技取得了很好的效益,要在这个基础上,向无公害蔬菜发展。”

  啥是无公害蔬菜?怎么搞?我心里没底儿。但我清楚副总理交待的是一个发展方向。过了年,正月初九我就出门了。先赶到济南,找到省蔬菜研究所,那里没有这方面的研究项目。人家介绍我去了西安蔬菜研究所,可他们刚搞试验,还不成熟,就又向我提供了信息:北京农科院的王宪彬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。我接着又跑到北京,找到了这位老专家。看到我一个普通农民,天南地北地追着无公害蔬菜项目跑,他很受感动,说:“我这个项目已经试验成功了,还没得到推广,你这个农民有眼光呀……”

  王宪彬教授很热心,在他的帮助下,1992年无公害蔬菜首次在我们村开发成功。今年,我们与新疆德农集团合作,成立了山东德农三元绿色农业有限公司,投资500万元,建设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2000亩。7月份,公司以我的名字注册了“乐义牌”蔬菜商标。

  

  这些年来,我们先后与中国农科院、山东农业大学等17个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挂钩,长期聘请39名专家教授定期进行现场指导,帮助我们进行新品种、新技术的实验开发,不断提高大棚的科技含量。我和大家一起先后实验成功了集大棚滴灌、模板护墙、电动卷帘、钢架支撑、微机控制于一体的高标准大棚。我们还派人到日本、荷兰学习蔬菜种植管理新技术,先后引进国内外26类150多个名优新品种,实验推广20多项新技术。1997年,三元朱与香港汇众公司联合成立了“鲁光绿色食品有限责任公司”,进行蔬菜生产和加工。1998年与哈慈集团合作,投资1000万元搞起了大棚保健菜试验开发,生产的SOD西红柿、SOD草莓、中华寿桃等保健蔬菜、水果,已进入了许多大中城市的超级市场。

  三元朱村经过这些年的努力,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。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2475万元,农民人均纯收入7500元,银行存款1000多万元。现在我们村正在向楼房村发展,已规划建设小洋楼22口。

  是党员

  就要考虑最广大群众的利益 把眼光放长远

  1989年底,村里刚摘完第一茬黄瓜,有人就来找我:“乐义啊,你受了这么大的累,是为了让咱老少爷们挣钱。这技术咱得先封锁它三年,等咱村里‘发’起来再说。”

  没过几天,县委书记王伯祥来了,他说:“你当村支书为三元朱负责,我当县委书记,要为全县人民着想。把你们的技术贡献出来,在全县推广,怎么样?”

  王书记的话,深深触动了我,我意识到:一个村富了不算富,老百姓都富了才算富。现在全国的城乡居民吃菜难,全国的农民兄弟不富裕。自己是共产党员,就要响应党的号召,走共同富裕的道路。于是,我拿定主意:一定要把这项技术推广出去,让农民朋友都富起来。

  说来也巧,1990年大年初四,当时的国务委员、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来到了三元朱,冒着雪,兴致勃勃地看了刚刚试种成功的蔬菜大棚。走时他对我说:“你们要把这项技术向全国推广,解决各地区吃菜难的问题……”

  国家领导人的嘱托,更加增强了我推广大棚种植技术的信心和决心。

  就是这一年,县里组建了冬暖式大棚推广小组,决定在全县发展大棚,让我当总指挥。整整一年时间,我都扑在推广大棚技术上。培训班是县上办了乡镇办,乡镇讲完再去村里。同时也到各个乡镇的示范棚里手把手地教,哪里有问题就到哪里现场解决。县里为我配了一部吉普车,一年跑了4万多公里。有时,我一天就跑十几个乡镇,三、四十个村,经常到家累得双腿拖不动,趴在炕上起不来。

  那一年,全县发展的5130个大棚全部获得成功。到目前,寿光市冬暖式蔬菜大棚已发展到30万个。冬暖式大棚在寿光试验成功后,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的关注:李瑞环、尉健行、温家宝、田纪云等领导先后视察三元朱,对这一技术给予了肯定和赞赏。

  后来随着新闻媒体的不断宣传,知道三元朱、知道冬暖式蔬菜大棚的人越来越多,天南海北来参观学习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村里有个统计数字,从1990年到2000年,三元朱村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达90多万人次。凡是来三元朱参观学习的,我都是毫无保留地把大棚蔬菜种植技术传授给他们。

  外地的领导来三元朱参观以后,很多人提出派技术员到他们那里去,帮

  助发展蔬菜大棚。于是,从1990年7月开始,村里的技术员出去了一批又一批,有100多名技术员常年在外地。其他乡镇、村的许多技术员也被聘请到外地进行技术指导,多的年份全市有7000多人,遍布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400多个县市区,有70多人被聘为科技副乡镇长,还有2人被聘为科技副县长。

  1995年5月,延安地区的地委书记和专员到三元朱来考察,当时他们对我说:“王书记啊,延安要有你们这个样子就好了!你能不能派人到我们那里去帮着搞大棚?”

  我一口答应下来:“行!延安是革命圣地,我们日子好了不能忘了老区人民……”

  1995年7月,我到了延安。按照日程安排,第二天就要为全地区一千多名党员干部、技术骨干讲课。可刚到那里,就发高烧39度半,吊瓶从晚上10点半一直挂到凌晨1点半。当地的同志担心我吃不消,征求我的意见。我想:一千多人翻山越岭都来了,不讲怎么行?我态度很坚决:“一定要讲,不能耽误那么多人的时间。”

  第二天,看着早饭,我实在没胃口,吃上一把药片,就进了会场。从9点开始讲,一直讲到下午1点半,讲了四个多小时。我讲完了,人家哗哗地鼓掌,热情很高。我想站起来说句道谢话,但说啥也站不起来。

  从延安回来后,根据他们的要求,我又派党支部委员、技术能手王佃军,带上价值近6000元的黄瓜、西红柿、韭菜、大葱种子和农膜等大棚材料去了延安。后来,村里又不断往那里增派技术员,他们需要的新技术、新品种也及时送过去。几年来,延安地区的大棚蔬菜发展迅速,现在仅甘泉县就有大棚蔬菜2万多亩。

    新疆是我这些年来去的最多的地方。1993年6月,当时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宋汉良来到俺村,宋书记跟着乐泉喊我二哥,他说:“二哥呀,新疆的群众一年有8个月吃不上新鲜菜,我们想请您帮着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  对这一要求,我觉得义不容辞。宋汉良书记走后,我稍作准备,就带上6名技术员进了疆。先到哈密,我与技术员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后,详细研究了建造大棚和对大棚菜管理的具体措施,并留下两名技术员。我又去了乌鲁木齐,在那里也留下了两名技术员。后来又到了伊犁、昌吉州……我边走边讲,给农民讲解大棚技术、大棚经济效益,对当地领导讲组建市场,为菜农服务。

  1994年,我又带着42名技术员再到新疆。这年,从南疆的和田、阿克苏、塔什到中疆北疆的哈密、伊犁、昌吉州及农一师、农二师、农四师等六七个农垦师,都发展起了冬暖式蔬菜大棚。两三年的时间,新疆结束了一年8个月吃菜靠外地供应的历史。

  1993年以来,我每年都要拿出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新疆。我三弟王乐泉,在新疆10年了,我9次进疆,我们兄弟俩只在一起吃过两顿饭,其中一次吃到一半就各忙各的去了。今年5月份,新疆自治区农业厅邀请我去指导新疆园艺生产,在新疆待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,共跑了11个地州,行程一万三千多公里。

  1999年党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,这成了全国人民都关注的问题。近几年来,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,到西部去得比较多,为西部省份培训的技术员也比较多

  ,仅到新疆就不下三、四次,增派到新疆的技术员也有几十人。这也是为西部大开发做出了一点贡献吧。

  是党员干部

  还必须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甘愿吃亏

  江总书记提出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后,我就经常琢磨着如何实践它,通过对自己这些年的工作进行回顾和反思,我的理解是,作为一名党员、一名农村干部,实践好“三个代表”,必须具备无私奉献的精神,积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,让大多数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

  1978年,也就是我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那一年,我查出得了直肠癌,5月份在济南做了肛门改道手术,又化疗了五个月。回来后,正赶上支部改选,当时公社的领导三番五次来做我的工作,说啥也要让我当支部书记。我那个时候情绪很低沉,做了手术后,腰里挂上了个粪便袋,身体又虚弱,像个半拉子人,自己就觉得站不到人脸前里。可领导对我的期望很高,党员群众也很信任我,一致推选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。上任后,当着公社领导和村里党员干部的面,我表了个态,我说:“既然大家这么信得着我,我就干,我干就像个干的。能活一年就干一年,能活10年就干10年!”

  这些年,我拖着个病身子,跟大伙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,出去学习,回来钻研,外出推广,除本省外,我还到了山西、陕西、江苏、河南、湖南、河北、吉林、新疆等11个省市自治区,少说也跑了几十万公里路。我去的地方往往都是些自然条件与我们省差别大、搞冬暖式蔬菜大棚难度大的地方。尽管是吃了些苦,受了些累,但每当外出看到大片大片的蔬菜大棚时,我顿时忘记了疲劳,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!

  近几年来,到三元朱参观学习的人多了,我的工作量也增加了许多。尽管如此,我为自己立下一条规矩,凡来三元朱参观学习的,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,我只要在村里,一定出面接待。我接待最多的一次,是一天接待了14批3000多人,来自6个省。有时我就恨自己的身体不作主,整天进出大棚,内外温差很大,经常感冒。起先吃吃药就行,后来一感冒就发高烧,非打吊瓶不可。见我身体不好,伙计们给我出主意:搞个录像,把要讲的问题都录进去,省得你一遍遍地讲。录像做了,不过每次参观的人看完录像后总觉得不满足,我就再到现场讲讲。我总觉得,这么多人跑老远来学习,心情都很急切,自己有责任、有义务给他们个圆满的答复,吃点苦受点累不算啥。

  1991年正月十一,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派团来三元朱参观,要求我介绍情况。那几天,我感冒发烧很厉害,当时,老母亲有些害怕,寻思着我是犯了病,说啥也不让我去。我想,这是个大事啊,领导安排了,不管怎么着,我得去。到了会议参观那天,打完吊针,我就穿上棉袄,裹上大衣,怀里揣着热水袋,躺在大棚头上的小屋子里等。半个小时汇报讲解完,是别人把我从棚里架出来的。

  1992年4月,四川省峨眉山市平安乡平安一村一个小伙子来到三元朱,他说是从《山东科技报》上看到报道后来的。小伙子挺不容易,自己借钱来的,路费花了400多元。他对我说:“我没多少钱,可很想多学点东西,能让我住下吗?”看小伙子心诚,我就让他在自己家里吃饭,在我办公室里住,安排他到大棚里学技术。我在家时,就跟他讲讲技术上的事儿。一个多月过去了,小伙子记了厚厚一大本笔记。一天,他又找到我:“王书记,我想回去。”

  我问他:“学会了?”

  “会了。我想买点种子、农膜、农药带回去,可没钱。”

  “没关系,我给你付上。回去的路费还有吗?”

  “如果付了饭钱,就不够了。”

  “吃饭不要钱。”

  我拿钱给他买上400多元的种子、薄膜、农药,把他送到火车上。

  过了半月,四川省一位副省长来三元朱参观后,感慨地说:“你们这里群众的科技意识强,我们那里不行。”  我一听,心想不对,就说:“你们四川人肯学习,有个小伙子让我很感动……”我把情况一说,这位副省长很激动,叫人记下这位小伙子的姓名、住址,随后就安排:“回去后,要支持他把大棚搞起来,在我们那里发挥示范作用。”在当地领导的关心下,那位小伙子建起了大棚,搞得很成功,产生了很好的影响。

  除了南来北往的人,还有大量的信件寄到我这里,每月都有上百封,有人要学技术,有人讨材料,有人买种子……复信、寄资料有时会觉得很累,但每封信都装着人家的一个希望,所以我把每封来信都编上号,认真给人家答复,要书给书,要资料寄资料。

  

  有人说,乐义你很廉洁,我说,我只是本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办事儿,犯病的东西不吃,犯法的事情不做。行得正,坐得端,才能在群众中有威信。

  1979年3月,公社给我一个招工指标,说让16岁的大闺女出去当工人,减轻一下我的负担。那时一个招工指标,比现在考上一个名牌大学还值钱。可后来,我把这个指标让给了别人。闺女不愿意了,跑到城里找她三叔乐泉,乐泉说:“你还小,人家更需要这个指标,你爷做得对。”孩子回来,她奶奶说了她几句,闺女不懂事,喝了农药,没治过来……家属不理解,乡里乡亲们也掉了泪,都埋怨我太死心眼儿。人心都是肉长的,谁也疼自己的儿女,但我知道,我没做错……

  1991年,县委研究认为我为全县推广蔬菜大棚技术立了功,决定奖励我2万元钱,让县委办公室的一名同志给我送来,我说:“是党员干部就得为群众办点事儿,拿了钱我没法交待。”送钱的同志跟我商量:“要不就拿1万元钱吧,你这么辛苦,奖金不要,我们不忍心。”就这样,县委领导派人给我送了三趟,每趟都是原封不动地拿回去。

  1996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,我领了1万元的“如心农业奖励金”。拿到钱,我从北京买了3800多元的新种子。回来后,我又组织村里的农民去天津学习无土栽培芽菜技术。交上学费,买了材料、种子,又请了技术员,1万元奖金就没了。俺家属问我:“去北京领了什么回来?”

  我说:“领了钱,又花了。”

  龚如心女士是香港一家大财团的老板,专门设立了“如心农业奖励金”,每年都拿出100万元钱,奖励那些为中国农业做出贡献的农民。现在因为农业给我发了奖金,我又把奖金用在了农业上,算是对龚如心女士有了个交待。

  1996年教师节,我自己掏出2000元钱为联办小学11位教师买了礼物;1998年抗洪救灾我捐了2000元;1999年镇办中学扩建我捐了2000元;对困难户和孤寡老人,我还时常送些钱物……有时,村里做实验,用村委的钱怕群众提出意见,我就用自己的钱,反正我的钱用了就用了,我自己没意见别人就没意见,花着心里踏实。

  这些年来,我干这些事情,只是想到这是一个党员的责任、一个党的基层干部的责任,没想到现在会获得这么多、这么高的荣誉。90年我被评为“山东省劳动模范”,92年被国家体改委授予“中国改革功勋奖章”,93年被评为“全国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”,96年被评为“山东省农民科技明星”,也是这一年,我被寿光市人大常委会授予“寿光人民勋章”。去年,我又被潍坊市人大常委会授予“潍坊人民勋章”。1998年,我被评为“山东省优秀拔尖人才”,山东只有两个农民获此称号,一个是莱州的李登海,另一个就是我。这一年我还被授予“山东省农村科技大王”称号。1997年,被推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,200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,今年,我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,并到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,受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

  回顾自己的工作,我觉得做的还很不够,离江总书记“三个代表”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。“三个代表”的要求,也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。简单地说,也就是学好科技,让更多的农民群众收入不断增加,日子越过越富裕。只有这样,才能对得起党对我多年的培养,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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